无论多么不关心国际关系与政治的人，都会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铺天盖地中美关系的新闻和分析，让所有人开始忧虑：我们的未来会好吗？贸易战会持续吗？我们会重新进入冷战时代吗？未来世界会重新被热战争席卷吗？
这周在苏黎世，在亚洲协会的闭门酒会中，做主题演讲的资深企业家表达了对未来局势的担忧，他认为中美关系只能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而我们现在已经处于非常糟糕的局面。他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房地产市场来形容：所有人都认为风险是小概率的，但一旦发生，对全球市场和产业链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在白天的记者采访中，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也是如何看待中国和西方并立的紧张关系。
在今天的文章里，我并不想分析当前局势，不想谈华为和中国科学家驱逐问题，也不想预测明年或未来几年的市场，我只想谈一谈，我们站在什么样的历史时点上，而我们的孩子会面对怎样的世界。

人类文明，并未得出终极之道

现在回头看起来，19世纪到20世纪的很多历史和社会研究，以为已经研究出了历史的终极规律，现在看起来都未免过于简单了。
从工业革命到21世纪之前，历史研究基本上是把欧洲崛起作为历史的终极方向，研究怎样的力量促使欧洲崛起，这样的力量会把人类推向何方。美国兴盛通常是作为欧洲崛起的延续和副产品来看待，因为从血缘到制度都是一脉相承。例如，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冲突解释历史动力，以新教伦理解释发展，以地理大发现和殖民解释国家财富累积，等等等等。全都是将“欧洲崛起”单一事件中的现象，当作终极规律的来源。
这种情况下，相当于用“欧洲崛起”这样一个孤立数据点，总结人类总体规律。
可是，单一数据点，怎能推导出终极规律。
必须把历史视野放到数万年尺度、全球范围，才有可能找到些许真理。但在上一辈历史和社会研究者中间，只存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在“其他地区”，全都是晦暗不明的原始人状态，不足挂齿。直到最近这些年，才有大历史著作，将欧洲以外的人类文明统一纳入视野，但并未总结出高一层次的文明发展规律。
事实是，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只要在和平稳定时期，中国就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这一点从未出现在国际发展专家研究的视野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话语体系并未准备好理解中华文明的复归。除了终极发展之道缺位，思想界也没有找到终极解决人类战争冲突的方法。
亨廷顿写下《文明的冲突》，因911而一夜大火，但书中只总结了多种文明，却并没有找到调和文明的方法。
最近这几年，有一类研究非常火热，也就是用上万年的统计数据，研究人类的暴力史。学者发现，即便一战和二战如此残酷，全世界的暴力死亡率也只有原始人的1/10。原因是原始人的暴力斗殴和部落冲突实在太多，以至于10-20%原始人都死于暴力冲突。学者认为，暴力死亡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利维坦政府的形成，只有国家的禁绝，才让冲突消弭。但这样的结论，丝毫无助于研究国际战争问题。缺乏世界政府的限制，国际战争仿佛是无法避免。
一直到今天，很多资深国际问题专家谈起修昔底德陷阱，仍然是摇摇头叹气，一脸事实永远如此无法改变的灰心。当崛起大国实力越来越强大，守成大国一定会发动遏制的措施，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甚至具有了合理性。
这种思维模式让美国和中国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全世界的和平稳定寄希望于偶然性，也就寄希望于悲观的不确定性。

国际交流，障碍不仅仅是语言

全球文明缺乏终极解决之道，也就给文明之间的沟通带来很大挑战。
最近这些年，中国家长最热衷让孩子学英语。从出生开始，就希望培养一个双语宝宝，幼儿园就开始外教对话，上小学择校也最关心英语教学水平。如果问为什么，很多父母会说：未来的世界是更为国际化的世界，无论是中国找工作，还是出国读书工作，英语好都是必须的条件。
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国际交流，最大的障碍是语言吗？
语言当然是重要的，但语言的鸿沟是相对好弥合的。一是语言学习的方法已成熟，二是语言沟通的技术越来越发达，实时翻译技术越来越不成问题，未来借助机器，全世界周游都没有难度。然而，比语言本身的鸿沟更难弥合的是谈话内容的鸿沟。
在国外很多年的人，往往面对过这样的场景。和西方人坐在一起聊，聊了食物聊天气，聊了小孩聊体育，全都是一团和气，但一旦聊到国家和文化层面，不是尬聊，就是面临争论。欧美语境下，世界国家的划分是非常刻板的。自由国家vs专制国家。这种对于国家和文化的划分，完全是延续欧洲自身的语境传统。从1215年大宪章开始的王权限制，到光荣革命的宪政改革，再到卢梭时代的沙龙政治和哈耶克以后维也纳学派，国家的地位被限制到公民的对立面。在西方的语境中谈国家，和中国语境下数千年的疆域血统意义，完全不同。
对于西方诸国，民族国家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事物。潜在背景是中世纪欧洲的神权统治，以及诸侯分立的无政府状态。在西方，统一的法律系统、民众的民族认同、职业的官僚体系，是最近两三百年出现的事物，也是国家建立过程的最重要标志。
然而这一切，在中国，两千年前就已完成。
无论王朝政府有多少缺陷，都不能否认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一直有统一的法律系统、民众的民族认同、职业的官僚体系。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历史结构，是任何社会革新都不可能绕开的社会地基。
这种情况下，如何在现代语境下理解中华文明，成为当代中国和当代西方都共同面临的难题。不仅西方带着惊恐看待这只“苏醒的庞然大物”，就连中国国内的很多人，都说不清今日的中华文明究竟是怎样的文明。
对西方的思想传统不熟悉，又对中华文明中的精神风骨不通透，致使很多人与西方交流的时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言说。很容易争吵和对立，也很容易以狭隘之心揣度西方，殊不知西方很多声音，是以良善的本心思考中国问题，只是他们无法跳出自己的思想逻辑，我们也难以描述我们的思想逻辑。
比语言更本质的，是文明深处的思想逻辑。这也是国际沟通最大的困难。

人类面对宇宙，需要自我救赎

在《战争》一书中，开篇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前苏联信号员彼得罗夫某一天收到美国发射导弹的信号，他知道一旦他将这个消息报告苏联中央，中央很可能下达发射核弹的指令，他对此感到惊恐，因此擅自汇报说只是假信号。由此，他拯救了世界。几十年后，获得美国和欧洲的多项嘉奖。
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小人物大英雄故事，然而如果人类全体的生存死亡，寄托于某一些小人物的一念之差，那不得不说，人类的生存实在太过脆弱。
很难想象，这样的场面未来会不会发生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而那时候某一方的信号员，会不会过于忠于职守，以至于将全人类几十亿人的生命葬于核弹。
或许人类就是这样一种易于自毁的物种，造出自毁的武器，总要用一下才过瘾。
对于文明之间的冲突，仅靠坚守某一文明自身的话语系统，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无论是西方坚持自身的制度文化已经臻于完美，不容反驳，还是中国坚持自身的道路优于全世界，有权利争取领导地位，实际上都无助于全世界达到更良善的和平环境。每一种文明在历史上都宣称自己是优越的、正义的、先进的、有权利压制其他文明，无论是罗马文明的固步自封，还是华夏对四面八方称“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这种自持正义的傲慢，就弥漫在文明根骨。历史上的所有傲慢都被后世反驳推翻，但并不让当今的文明少一点傲慢。
如今，我们到了一个不容再有一丝一毫闪失的地步。人类科技的发展已经到了足以自毁的程度，千方百计小心，尚有擦枪走火的风险，若混入强硬的傲慢，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情况下，我们亟需重建人类的话语体系，跳出具体某一文明的话语体系，建立属于地球全体物种的文明话语体系。
我们需要以宇宙尺度，重新反观自身存在。
我们，智人种族，活在这个地球上不超过十五万年时间，无论是对比数十亿年生命尺度的海洋生物，还是对比数亿年时间尺度的爬行动物和鸟类，智人这个种族的出现都太过短暂，短暂到还未来得及经历巨大灾难的侵袭。人类尚未来得及以一个统一物种迎接自然的考验，就以相互争斗开始了自毁的旅程。
近些年的基因研究证实，全世界所有男人都是非洲一个男人的后裔，所有女人都是非洲一个女人的后裔。我们相互仇恨了许久的血统家族之争，最终被证明只是兄弟姐妹的仇杀。人类是在相当晚近的历史时期，才从非洲走出，散落世界各地。
在我看来，这是有关人类最浪漫的神话传说。它打破了几乎所有民族的所有自私神话，也推翻了几乎所有民族基于人种的自傲，从而建立了属于全人类的新的文明故事。
它是人类面对宇宙的唯一故事。

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毁于国家之间争夺霸权的疯狂斗争，在人类的墓志铭上，一定会是这样的描述：人类本是同族，但他们以为他们不是。 我们的孩子，需要如何面对未来

我们的孩子们，会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呢？

我们的孩子们会在10-20年间长大，对于他们的一生，这是非常长的生命历程，他们会上学、考试、恋爱、工作、焦虑，仿佛历经万千风云变幻，然而这段时间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只是太短暂的转瞬即逝。我们今天隐约感受到的风险，在未来10-20年间，定会加剧实现。他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与我们今天也不可同日而语。
他们长大后的未来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中国继续保持10-20年和平稳定繁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更加举足轻重，在全球具有领导地位，国际化程度大大提升。这就要求中国能够深度融入世界体系，引领世界话语潮流。

第二种：中国和西方经历深度冲突10-20年。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中国会历经磨难，在困境中变革、寻找出路，甚至会遭遇社会不稳定和动荡，国内的意见分裂也会加剧。这样的前景要求更强大的远见卓识，能带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寻找重生的道路。

无论是哪一种未来，我们的孩子们都必须面对中国深度介入国际体系。中国不可能再以相对孤立的姿态埋头发展，期望全世界都不要理睬我们，让我们自成体系，自己内部热闹。中国只有两种方式与世界对话：和平的，或者冲突的。但是没有“不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性。国际社会的焦点已然落到中国。自说自话的时期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孩子需要获得与世界对话的能力。

他们需要以客观详实的方式，理解西方文明的历史传统和话语逻辑，能够以理性逻辑的态度，听懂西方思想界对中国发出的声音，不能以敌意面对一切话语，也不能以小农意识把所有国际批评当成“嫉妒我们”。他们需要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取得的成绩，是全盘学习了古希腊思想催生的现代科学，和欧洲古典契约精神催生的现代企业制度。
与此同时，我们的孩子也需要以客观详实的方式，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和话语逻辑，不被一时一事的煽动乱了阵脚，能从千百年尺度思考中国的精神路径。他们不能抱着“守住老祖宗传家之宝”的态度，像奴隶一般模仿古代而不思考。他们也不能以西方式傲慢讲一句“中国古代都是糟粕”，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完全无法理解中国商业社会的义与信。
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从星球的眼光，看待中国和世界。我们生活的这颗岩石星球，在宇宙里很有可能是孤立的一颗。在这颗星球上，某一种小小的灵长类动物发展出复杂社会，比起不同灵长类动物国家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我们共有的地球人的身份。
如果不能以这样超越的眼光看待世界，我们的孩子们，必然被抛入风起云涌的混乱中，在下一个时代的国际纷争中迷失自己。

为什么我们需要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是我认为当前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教育。
通识教育，是让一个人理解整体人类文明的教育。
通识教育有两层涵义：一是让人发展自由心灵，以全然自由的态度，探索真理与生命的意义；另一层是让人理解经典，从历史整体的角度，了解人类文明何以发展至今日。
通识教育以扩大心灵的广度与自由度为目标，它让一个人站在世界和历史时空的高度，看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通识教育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孩子最需要的教育方式。在他们长大的下一个时代，如果没有全球视野和高度，一个人很难找到自己面对世界的态度，只能被动被风波席卷。
我先引用通识教育经典，《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的段落，来介绍通识教育的使命。
广义地说，教育可以被分成两个部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现在，我们就是要揭示这二者的区别和联系。
“通识教育”这个术语有点模糊苍白。它并不是关于“一般”知识的空泛教育；也不是普及教育意义上的针对所有人的教育。它指学生整个教育中的一部分，该部分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而“专业教育”这个术语，指的是旨在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的能力的教育。此二者同为人的生活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完全分离的。
衡量一个自由人的标准应该包括：第一，他自由吗？也就是说，他有能力为自己作出判断和规划以至于真正地掌管自己吗？为了能够做到以上这些，他必须具备自我批判的精神，他必须过一种自我审视的生活。第二，他的同情心和动机具有普遍性吗？因为文明人是整个世界的公民，他应该克服了“狭隘的乡土观念”。他应该是客观的，并且是“任何时代和任何存在的旁观者”。以上两点，无疑也是民主的主要目的。
现在，无论在什么学科领域中，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区别都不在教学内容上，而在方法和观点上。当人们用技术性的方法去学习文学时，就会产生语文学这种专门的科学，也存在运用高度专门化的历史学方法研究绘画的专业。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专业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的力量有其局限性，即它通常并不提供对总体关系的理解。
通识教育是一种与自由观念相联系的教育。依此观点，如果一个人要具有使生命变得有用的博大智慧，他就不能随意地忽视一些真理——这些真理关系到美好生活的结构，关系到达成美好生活的实际条件，包含着自由社会的目标。

自从发表至今数十年，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已经成为国际教育界经典，全世界各国著名高校均已出台通识教育体系，无论是美国常青藤高校，还是国内清北复旦等重点高校。清华甚至成立了专门的新雅书院，对本科生完全开展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让学生在多个门类选修课程，跨越科学、人文、艺术壁垒，开展跨学科对话，也开展跨文化对话，对比不同历史文化的发展路径，试图从中寻找更高层次的真理的轨迹。真理，不在任何狭义派别的手掌心，而只对自由和客观的心灵，显示些微踪影。
我们觉得，通识教育不仅对名校大学生有心灵的益处，它的思想和理念，对于所有孩子都有心灵的益处。通识教育让孩子学习自由探索真理的方法，也让孩子学会理解多种文明，从而让孩子在国际世界找到自己的责任与路径。

文章摘自:

微信公众号:晴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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