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科学的小孩子，向来教师是不注意的。检查过去的事实，父亲母亲倒或有一些帮助。如今我要讲两个故事，一是讲述一个造就科学小孩子的父亲，一是讲述一个造就科学小孩子的母亲。我们大家不是都知道一位大科学家富兰克林（Franklin)吗？富氏证明天空的电和我们人工摩擦出来的电是一样的东西。天空的电，可以打死人，富氏于是制成避雷针。他是一位在科学上很有贡献的学者。他的父亲是做肥皂和洋烛的，他自己能教小孩子。富氏入校读书不久，便去学手艺，他的父亲任凭他东去看看，西去做做，随便的、自由的去工作，去参观。他愿意做什么，便让他去做什么，所以使他对于工厂中的化学和工作很有兴趣。富氏自传中谈起他40岁然后从事于科学，然而富氏对于科学的兴趣，在很小的时候，东看西玩的已经养成了，这是他父亲的功绩。所以小学教师也须得率领儿童，时常到工厂、农场和其他相当的地方去玩玩。
　　去世不久的爱迪生氏，举世都承认他是一位大科学家。他关于电气上的发明，数目真是惊人。他有一个很好的母亲。他不过进了3个月的学校。在校时，校中的教师，都当他是一个十分玩劣的小孩，所以入校3个月，便把他开除了。爱迪生从此再没有进过学校。他的母亲知道自己的小孩子并非坏东西，反怪学校教师只会教历史、地理，不能适合自己孩子的需要。因为那个时候的爱迪生，十分爱玩科学的把戏，在学校的时候，也只爱玩这一套而不留心学业，所以遭受教师的厌恶。西洋人的家里，都有一个贮藏杂物的地窖，爱迪生即在他家中的地窖中玩他的科学把戏。他在地窖中藏着许多玻璃瓶，瓶里都是化学品，而且有的药品是毒性猛烈的。爱迪生的母亲，起初亦不愿孩子玩那些毒药，想要加以制止，但是不可能，于是也任他去玩了。玩化学上的把戏，须要用钱买药品，爱氏在替他母亲出外买东西时，必定要揩一些油，藏几个钱来，去买药品，后来他做了报贩，在火车上卖报，他卖报赚下来的钱，大部分是去买化学药品的。他并且在火车上堆货包的车棚里，贮藏他的玩意儿，报纸卖完，他便躲在车棚里玩他的把戏。有一回，车棚坏了，把他的化学瓶子打破，于是烈火熊熊，把坏的车棚烧了起来。车上的警士跑来一看，知道是爱迪生出的岔子，于是猛力地向爱氏一个耳刮，把爱氏地耳朵打聋了。后来据他自己说，耳朵聋了以后，反儿使他专心科学。

　　我希望中国的父亲，都学做富兰克林的父亲，中国的母亲，都学做爱迪生的母亲，任凭自己的小孩子去玩把戏，或许在其中可以走出一个爱迪生来。我更希望中国的男教师学做富兰克林的父亲，女教师学做爱迪生的母亲。所以说出这两个故事，作为我提倡科学教育的楔子。 

我们要用怎样的态度培养科学的小孩子？

　　再说我们提倡科学教育该怎样的来干呢？我们的教育向来有许多错误，小时读书便成了小书呆子，做教师时便成了大书呆子，因此我们中国没有什么科学，没有什么爱迪生的产生。不但是中等教育完全是洋八股，就是小学也成了小书呆子的制造场。我们提倡科学，就是要提倡玩把戏，提倡玩科学的把戏，科学的小孩子是从玩科学的把戏中产生出来的。我们要小孩子玩科学的把戏，先要自己将把戏玩给他看，任小孩子自由地去玩，不能加以禁止。不能说玩把戏的孩子是坏蛋。
明朝时代，江苏宜兴有一位叫周处的，他有些无赖的行为。当时宜兴的父老，称说地方有三害，一是南山猛虎，一是长桥蛟龙，一是指周处。周处听到了这话，他便杀了猛虎，刺死蛟龙，自己也改过自新，替地方上除了三害。我们从事教育的人，也要学做周处，须得自己悔悟，改过自新，再不要教成书呆的小孩子，而要造就科学的小孩子，然则取怎样的态度呢？我可以略为申述我的意见：
　　（1）每个教师都变成小孩子，加入小孩子队里玩把戏，所谓把戏，并不是上海“大世界”游艺场所玩的把戏，象教师这样的尊严，说加入孩子队中玩把戏，似乎不妥当，然而科学把戏，和别的把戏不同，把戏上面加着科学二字，冠冕得多。教师应当和小孩子一起玩，而且应当引导小孩子一同玩。大世界的把戏是秘密的，科学的把戏是公开的。知道的就告诉学生，能做的就做给学生看，总须热忱的去干。
　　（2）我们对于科学的把戏，既是愿意和小孩一起玩了，但是没有玩的本领那怎么办呢？不要紧，有法儿可想，我们可以找老师，请他教去。你以前曾经写了一首白话诗，诗的第一句说：“宇宙为学校。”此话怎讲？就是想把我们的学校除墙去壁，拆掉藩篱，把学校和社会、和自然联合一起。这样一来，学校的范围广而且大。第二句：“自然是吾师。”大自然便是我们的先生。第三、第四句说：“众生皆同学，书呆不在兹。”这样一来，我们研究切磋的同学很多，学问也因此很广，先生亦复不少。怎样把我们书呆的壳子脱掉？在我个人，中了书呆子的毒很深，要返老还童的再去学习，固然困难，然而我极力还想剥去书呆的一层壳。如今我报告我的几桩经过的事情。有一回，我买了一只表送我母亲，这表忽然坏了，便送到修钟表匠那里去修理。修表的人说：“要1元6角修理费。”我说：“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在拆开的时候，我要带领我的小孩子来看你拆。”他于是答应了。修钟表匠约定在明天下午一时。到了那个时候，我带领了四五个人同去，看他修理，看他装。完结的时候，我向修钟表匠说，你们的工具和药水是到什么地方去买的？他以为我们也去开什么修理钟表店，未免抢了他的生意，所以秘而不宣，随随便便回答我们说是外国来的。我想物件当然是外国来，但是中国店家，当然也有卖处。上海的钟表店，最大的有“亨达利”。我且到亨达利去问声，究竟有否出卖。谁知亨达利的楼上，多是卖修钟表器械和药水的场所。我便买了几样回来。当晚就到小押当里面去买到了一只表，化钱7角。拿回动手开拆，拆时不费多久，一下便拆开了，但是装可装不上去。直到晚上12点钟，方才成功。于是大家欢天喜地，不亦乐乎。第二、第三天，大家学着做修表拆表的工作，学不多时，好而且快。有一位董先生，他是擅长绘画的，于是教他拆一部画一部，经此一番工作，而装钟拆钟，全部告成。我们在这一桩事实中，可以说，社会各处都可求获一种技能。钟表店是我们的教室，钟表匠是我们的教师，1元6角便是我们所纳的学费；而我们同去学的儿子、父亲、朋友，都成了同学。回家学习，学习会的，便算对于这一课已经及格。在同道中间，只有我尚不及格，因为我小时手没有训练，书吃得太多，书呆程度太深了。如果我小时侯的先生，他用这种方法教我，我不致如此啊！但是我们自己只要肯干，我们的先生很多，不要自己顾虑的。
　　我如今再举一个例子。南京的晓庄学校，自从停顿以后，校具都没有了。如今晓庄有开学了，几个小学校都已恢复，幼稚园的儿童，已有80多人。我写封信对主办的人说：“你们此刻的工作对象，譬如一张白纸，白纸可以随便作画。我希望你们不要乱画。第一笔切须谨慎。”以前孔夫子的讲学，讲堂里没有凳子和桌子；苏格拉底率领弟子在树下讲学，把树根当作椅子。我说这两位先生，有些书呆气，既然没有椅子坐，为什么不自己制作起来呢？如今晓庄学校没有凳子，我们可以请一个木匠来做太先生，教教师和小孩子做凳，而且给以相当的工钱。做一工，或做一椅子，便给他多少钱。这种工作十二三岁的小孩很会做。所以自己不会教，可以请太先生。有一天我在上海，走过静安寺路，看见一个女人，手提一花络，上面插着许多棕树叶做的好玩东西。这种东西，在小孩子眼光中看来，着实比洋囡囡好看，于是我便把她请到家里，做我们的教师，教了两小时，结果给我都学会了。做几个虾儿，几个蚱蜢，真是孩子们的好玩意儿。这样看起来，七十二行，行行都可做我们的教师。　　
自己愿意学了，先生有了，但是学校没有钱又怎么办呢？原来大家误会得很，以为施行科学的教育，一定要大大的花一笔钱，不知有些科学不十分花钱，有些教学简直一钱都不要花。我们在无钱的时候，可以做些无钱的科学，玩些不花钱的科学把戏。譬如教小孩子看天文，教小孩子看星宿。天文是一种科学，这种科学，你如果说要花钱，便千百万块钱也可花，因为造一个天文台，置些天文镜及其他仪器，那么千百万块钱，用去也不嫌其多。说要不花钱的话，我们也可以研究天文，推求时刻和节气。我们两只眼睛，便是一对天文镜；用两根棒，便可做窥视星宿的器具。从前小孩子向他的老师说：“先生，这是什么星？”老师只摇着头说道：“不知。”如今教师懂得一些科学，知道一些天文，将天空的星宿指点给小孩子看，小孩一定兴趣浓郁。所以教科学，有钱便做有钱的布置，无钱便做无钱的事业。还有我们可以利用现成的东西，玩我们科学的把戏，譬如一只杯子、一个面盆、一根玻璃管、一张白纸，可以玩20套科学把戏。其他校中所有的仪器，可以充分利用，火柴废纸都可做玩科学把戏的工具。我们没有玻璃管，便可用芦柴管通个孔来替代。内地如果买不到软木塞，可以用湿棉花来做瓶塞，破布烂纸，都可利用。从不花钱的地方干去，这是很有兴趣的。如果推而广之，学校之外，也可给你去干，那是兴趣更浓了。所以我们没有钱，便拣没有钱的先干。
　　我如今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上海有一个外国人，他专门研究上海所有的鸟，共历5年之久，如今他著成一本书。就署称《上海的鸟》。此书价格要四块美金。另有一外国人，研究中国南部的鸟，也著了一部书，买起来要化十二三元中国钱。居住在上海的中国人，以为上海人烟稠密，那里有什么鸟。这是他们不留心研究的缘故。据这位外国人的研究，认为上海有49种鸟。我们别说上海了，就是内地的乡村，以为除了雀儿、燕子、老鹰、喜鹊四五种鸟之外，没有其他的鸟。这种见地狭窄得很。如果以宇宙为学校，则我们不必在教室中求知识，四处都可以找知识，四处都有相当的材料。要研究鸟类，真不必到什么博物院、动物园中去观察，随时随地都可研究。这位先生，他研究鸟的方法，就是在住宅旁边多种些树，树一长大，许多鸟儿便自己送来给他观察。到了冬天，他在树上筑几个窠，留鸟儿们来住宿，庭院里撒些谷类，留过往的鸟类吃点心。夏天置几个水盆，供给鸟儿洗澡。这些研究法，不必化钱，而所得者，都是很真切的知识。 
当用科学来养生，不当用科学来杀生
　　惟在研究科学教育时，有一点要注意，要预防。小学中的教师，捉到一只蝶儿、蚱蜢，便用针一根，活活的钉在一块板上，把它处死，说是做标本。这我以为不对，因为我们观察生物，是要观察活的生物，要观察生物的自然活动。如今将活的生物剥制成死的标本，致将生物学变成死物学，生物陈列所变成僵死陈列所。我近来曾写信和研究生物学的朋友讨论及此。我以为生物不应当把它处死做标本，只可待它死了以后，再用防腐剂保护它，看作朋友死亡了，保存遗躯留个纪念。把活的东西弄死，太嫌残忍，增长儿童残酷的心里，这是不行的。这种意见，我常与研究生物的朋友讨论，他们都说对，他们和我讨论的时候态度很诚恳，想不至于奚落我罢！上海科学社中养有白鼠，工人要拿几只回去，我不许，恐怕他拿了回去要弄死。我们教小孩子能仁慈，知道爱惜生物，这点很紧要。达尔文研究生物学，他也不轻易杀害生物。中国老年人，多爱惜生物，放生戒杀，虽近迷信，也是仁者胸怀。中国的蛙，向来由政府禁止捕捉的，但是在英国，别说普通人的捕捉，便是生物实验室中想要解剖一只蛙，也要向政府去纳护照，这是很正当的。所以我们要教小孩子养生，不当教小孩子杀生。生物学是一种有兴味的科学，研究起来，也要有许多材料，但是少杀生是要注意的。
　　我还可以申述我得到的感触。我们知道蛙是从蝌蚪变成的，蝌蚪是粒状，象灵隐的念佛珠般大小。有一天，一个小孩从河边，淘到一群蝌蚪，移植到天井中的一个小小池潭里，过了几天，蝌蚪生尾了，再过几天，蝌蚪生足了，小孩子观察得很快活。再过几天，蝌蚪挤得一片墨黑。但是不久，一个都没有了，这并不是成了蛙跳走了的，原来都死光了。这是因为蝌蚪长大了，还是蹲在小潭里，生活条件不适合，所以非死不可。如果我们抱着宇宙即学校的观念，那么野外的池塘，便是我们蛙的实验所，我们要看蝌蚪的变化，我们就时常到那个池塘里去看，为什么要把蝌蚪捉到家中来呢？我们任凭生物在大自然安居乐业，过它们的生活，要观察便率领小孩到自然界去观察。我们须把我们学校的范围扩展，海阔天空便是一个整个的学校。这样一来，所观察的也就比较真确可靠，生物学也不致成为死物学。不然，要讲蛙时，便捞取许多蝌蚪，养育在学校中所备的缸或瓶里，结果死得精光。我希望这样的科学教育不能提倡，否则科学教育提倡得愈厉害，杀死的生物愈多，恐怕蝌蚪死尽，中国的蛙便绝迹了。
　　所以提倡科学教育，有一点很要注意。欧洲大战，人家都说是科学教育的结果，科学教育之提倡，徒使人类互相残杀。中国无科学，真是中国的长处。这是不信任科学、怀疑科学那部分人的话。还有一部分人迷信科学，自己终日埋头的研究科学，然而忘了人类，所以拼命在科学上创造些杀人的利器。这实在错误之极。我们须知科学是一种工具，犹如一柄锋利的刀，刀可杀人，也可切菜；我们不能因为刀可杀人废弃不用，也不能专用刀去杀人，须要用刀来作切菜之用，做其有益人类的工作。科学是要谋大众幸福，解除大众苦痛。我们教小孩子科学，不要叫小孩子做少数富人的奴隶，要做大众的天使，不是徒供少数人的利用和享受，当使社会普遍的民众多受其实惠。应当用科学来养生，不当用科学来杀生。这是提倡科学教育最紧要的一点。
　　人们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应当在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科学教育呢？我说，应当开始于智力的发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当一个儿童开始说话的时候，他就试图获得自然科学知识。儿童所需要的最初的教学，就是这种或那种的实物教学；而且，一旦实物教学适合任何一种系统教学时，它也就适合了一部分科学课程。
人们在谈论把这些内容教给儿童所碰到的困难的同时，又坚持要儿童学习《教义问答手册》。在《教义问答手册》里所讲的内容，要比我建议的科学教育课程中的任何内容难懂得多。另外，有人不断地告诉我，我们这些主张把科学教育引入学校中去的人，没有估记到普通男女儿童的愚笨情况；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愚笨十之八九是“灌输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那是由于家长和教师长期压制儿童的自然的求知欲望，以及由于不断地企图使儿童对那种不仅无味的而且实际上难以消化的食物产生的一种虚假的爱好而造成的。
强调对年轻人进行科学教育有困难的那些人，容易忘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功条件。我倾向于认为，当那些学生很年轻的时候，这个条件在各种教学中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最基本的。这个条件就是，教师自己应当真正地和实际地精通他所教的科目。如果教师自己精通的话，他就能够用明白易懂的语言来讲述它，并能充满信心地谈论日常生活中的任何普通事情。如果教师自己不精通的话，恐怕他就不知道选择什么专门术语来表达；而且，一种使学生心理感到压抑或会引起师生之间对立的极端武断，就会代替学生个人的自信心。而这种充满生气的个人信念将会使学生的早期自信心受到极大的振奋和激励。我已经暗示过，也许不要对目前用于教育的时间提出某种过分的要求，就能够给学生提供我们试图得到的这种科学教育。我仅仅要求，在我们与校长签订的那个协议中，有谈到“一个很有天赋的民族”这样的一个条款；我们也仅仅要求，自然科学应该得到与提供给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多的时间——在一所普通学校的每个年级里，每周大约4小时。
我认为，目前，科学家们对这样的一种协议感到很满意：但是，就我自己来说，我并不真正相信，这样的一种协议会是持久的或将是持久的。在我看来，当今，教育之树的根在空中，而它的叶子和花在地上；我承认，我很希望把它颠倒过来，它的根也就可以在那些自然界的事实中间稳固地扎下来，以便为文化与艺术的叶子和果实提供充分的养料。没有一种教育制度是固定不变的，但应当承认那个真理，即教育具有两个重要目的，其它一切必须服从它们。其中一个目的是增长知识；另一个目的是养成热爱真理和憎恨谬误的习惯。
　　一个具有知识和诚实品质的民族是能够获得成功的，美好的东西虽然没有受到专门的邀请，但也将随之而来；与此同时，在整个世界上，也许没有比愚昧无知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状况更加悲哀和令人震惊的了；但是，随之而来的美感是如此的强烈，表现力量是如此的优雅，他们的优美叫声几乎可以被错认为是天堂里的音乐。
　　现在，教育几乎全部被用来培养表达能力和文学审美感。但除复述他人的观点或掌握某种美的标准，使我们能够对上帝般的事情和魔鬼般的事情加以区别外，任何其他应该论述的观点却完全被弃置一旁。我想，我还不至于弄错，如果说科学能够成为教育的基础，而不是最多象附在大厦横楣之上的雕刻，那就不会存在这种状况。
　　我认为，主张把自然科学知识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决不仅仅涉及到那些中学。相反地，我觉得，在那些初等学校里，甚至更加迫切需要这样做；在那里，贫困家庭的儿童需要最好地利用他们能用来获得知识的一点点时间。在这方面我们已采取了一个伟大的步骤，即在科学与艺术局的领导下设置了科学课程（但这个措施并没有引起注意）；而且，这个措施证明，对于民众的幸福来说，它比许多政治变革更为重要。在科学教育方法，战斗的号角已经响切云霄。

本文为陶行知先生于1932年5月13日对小学教师所做演讲

文章摘自：《著名教育家演讲鉴赏》

作者：陶行知